4.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比较尴尬的，他从内容和形式方面对它们所做的吸收、校正、背离和叛逆，虽然都各有苦衷、各具成就，但也并不是没有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内容而言，他对底层民众利益的矢志不渝的关注无疑是渗透在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精神的有力体现，然而“时代俗务”的急迫与现实生存空间的狭陋一步步将他推向了政治反抗与叛逆的道路，这条道路上的文化宣传工作虽然也可以称作广义上的“启蒙”，但显然是为具体的政治斗争服务的“阶级意识”或“阶级仇恨”的启蒙，是围绕着一个个具体的阶段性政治斗争目标及政策和策略而展开的群众动员，其终极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劳苦大众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来，——这与五四启蒙运动所突出强调的价值观念的启蒙、文学选择上的弃旧图新以及“人的发现与觉醒”其间的距离简直不能以道里计。
范家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载《文学评论》，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