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设立学校，事在武帝建元五年。此时并未立学校之名，仅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在内由太常择补，在外由县、道、邑的长官，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察其可者，令与所遣上计之吏，同诣京师。这就是公孙弘所说的“因旧官而兴焉”（不另设新机关），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传业者寖盛（以上见《史记》《汉书·儒林传》）。至后汉，则光武帝下车即营建大学。明、章两代，屡次驾幸。顺帝又增修校舍。至其末年，游学诸生，遂至3万余人，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况。案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说两汉受学者都诣京师，其实亦不尽然。后汉所立，不过十四博士，而《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不能证明其有后人增窜之迹，则此语至少当在东汉初年。可见民间传业，亦并非不盛。然汉代国家所设立的大学，较后世为盛，事实上比较的是学问的重心，则是不诬的。此因（一）当时社会，学问不如后世的广布，求学的自有走集学问中心地的必要。（二）则利禄使然，参看第七章自明。前汉时，博士弟子虽有出路，究系平流而进。后汉则党人劫持选举，而大学为私党聚集，声气标榜之地。又此时学术在社会上渐占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学。于是纨袴子弟，掺杂其中，不能认真研究，而易与政治接近，就成《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了。汉末丧乱，既不能研究学问，而以朋党劫持选举的作用亦渐失。魏文帝所立的大学，遂成学生专为避役而来，博士并无学问可以教授的现状。详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