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是旧制度根基下长出来的恶人，将贵族制的弊端发挥到极致，在动荡岁月有英雄的品质。他想掌握命运，却受制于起伏的时局，一生里有狂放、幻灭、重生与失落，从为非作歹的贵族青年变成以色情作品批判风俗的文人，之后是革命家和政治理论家。社会剧变让人心与时代境遇连连错位，像萨德一样无所皈依的贵族还有很多。丹特莱格伯爵，思想敏锐，懒散成性，在里昂上学时不喜欢耶稣会的沉闷教育（以古典语言和神学理论为主，辅以数学、法语课），后来参军，服役时发现自己的写作潜质，但家人迫使他屈尊发财，他对专制的母亲不满，对叔叔普雷斯（Priest）也不满，甚至是仇恨，因受其责备“专注于文学，不思军队的职责”[481]。出身贵族却憎恨贵族制，对于某个贵族是怀疑自我，而在普遍意义上那是贵族制的危机。1789年他投身革命，主动放弃贵族特权，又鼓动其他人放弃，促成了《人权宣言》的颁布。黎塞留公爵同样有叛逆精神，幼时的教育由资深教师负责，但他未从中获益，“自然物象比艰苦学习更有益于知识积累”。年逾不惑，他不遵守贵族礼仪，轻浮、冒失与鲁莽惹怒了父亲，于是被关入巴士底狱，长达十四个月。出狱后，他加入军队，四处驻防参战，成长为合格的贵族，并跻身法兰西学院。[482]对于他的家族，这是好事，而在历史意义上，他最终为旧制度归化，从中受益，自然是它的保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