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的巨大影响既直接又持久，部分原因是他的思想直截了当，或者说至少是易于掌握的，而且这些思想可以被迅速翻译成其他语言。他的力量与那个时代最脆弱的抒情诗人雪莱相比，是粗鲁和残忍的。谈论一位伟大的诗人比另一位更伟大很不合适。但是，承认他们的优点不同并不愚蠢。和拜伦一样，雪莱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属于那精神震荡的一部分——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几乎是徒劳的。来势汹汹的法国大革命被拿破仑主义耗尽或者说摧毁了，剩下的只有梦想。拜伦多少带有愤世嫉俗的嘲讽，他像他那个时代的记者和政治家一样，看穿了整个阴谋，并切实地为自由事业做出了牺牲。
雪莱梦见一个模糊的未来，人们在梦境中得到了自由。在雪莱去世五十年后，马修·阿诺德称他为“无能的天使”。他是如此，阿诺德本人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1914年以后的几年里痛苦地了解到的那样，所有的诗人和梦想家在现实世界中都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我们可能已经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了过去的故事，比如说大约公元33年发生的事。但诗歌超越了事实。最重要的是，雪莱是一个天使，一个像天使一样吟唱的人。他就像自己的云雀，他祈祷成为《西风颂》中的那把七弦琴。他的七弦琴上有一根松散的弦，幸运的是，他很少尝试去弹奏它。他像弥尔顿一样缺乏幽默感。他其余的琴弦很真实，不断地响动着。也许他在三十岁时溺水身亡的原因是，众神无法包容一个有着如此无穷无尽诗歌才能的年轻人。他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即人性的反叛）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即人类的解放），其中许多抒情片段可能会让读者阅读时忘记，雪莱充满激情的描述是有目的的，是前后一致的。而他的戏剧《钦契》则充满了优美的诗句，以至于淡化了戏剧性——这是唯一不如莎士比亚作品的地方。《阿童尼》是一首描述济慈之死的挽歌，然而这首诗并没有使济慈不朽，却使雪莱流芳千古。只有最伟大的诗人才写得出来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