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他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十分赞赏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集叙》）的精神，钦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的人物，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实现辅君治国、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但他又博览佛道两家典籍，同许多和尚道人交往。他酷爱陶潜，追求老庄的隐逸生活，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主要方面是矛盾的，苏轼却将它们融会贯通。他善于从日常的人情事理着眼来把握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通相近之点，又善于依照致用的原则融合三家思想，借以圆通地观照事理和明达地处世应物。例如，他一生遵循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却扬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执作风，也不赞成儒生高谈性命之学的空疏行径；他吸取了庄子追求自由超脱的精神和独立不倚的人格，而批评其否定社会厌弃人生的悲观论调；他学习佛家“静而达”的观物方法和达观的处世态度，却不沉溺于其玄奥难测的佛学教义之中。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当他入仕从政时，特别是在地方官任上，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思想；而当他被贬谪在野时，佛老的人生哲学又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苏轼交替使用这三种思想武器。总的来说，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古代许多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中碰壁的士大夫文人，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包括与苏轼同时的王安石，只能做到儒家所主张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苏轼却能做到穷达如一。他居朝市时则为民请命，处山林仍心怀魏阙。无论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这是因为苏轼能以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看待穷和达，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论“兼济”还是“独善”，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向外在的社会准则认同，而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