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景教诸国，正因和天方教国兵争，要想讲远交近攻之策。于是一二四五年，罗马教皇派柏朗嘉宾（Plano Carpini），一二五三年，法王路易第九又派路卜洛克（Rubruck），先后来到和林。而当时的商人，更为活跃。他们或从中央亚细亚经天山南路，或从西伯利亚经天山北路，远开贩路于和林及大都。[1]至于水路：则自唐宋以来，交通本极繁盛。在宋时，浙江的澉（gǎn）浦、杭州、秀州、明州、台州、温州，福建的福州、泉州，广东的广州，以及今江苏境内的华亭和江阴，山东境内的板桥镇，都曾开作通商港。[2]输入的犀、象、香药等，很为社会所宝贵。政府至用以充籴本，称提钞价。而税收或抽分所得，尤为岁入大宗。元时，还继续着这般盛况。
蒙古是新兴的野蛮民族，戒奢崇俭、不宝远物等古训，是非其所知的。所以对于远方的珍品，极其爱好。尤优待商人和工人。其用兵西域时，凡曾经抗拒的城池，城破后都要屠洗，独工人不在其列。太宗时，西商售物于皇室的，都许驰驿。太宗死后，皇后乃蛮氏称制，信任西商奥鲁剌合蛮，至于把御宝宫纸交给他，听其要用时填发。又下令：凡奥鲁剌合蛮要行的事，令史不肯书写的，即断其腕。此等行为，给久经进化的中国人看起来，真是笑话。然却是色目人在元朝活动的惟一好条件。元代本是分人为三级，以蒙古为上，色目次之，汉人、南人为下的。所以当时，大食、波斯的学者、军人，意大利、法兰西的画家、职工，都纷集于朝。[3]特如意大利的马哥博罗（Marco Polo），以一二三七年，来到中国。仕至扬州达鲁花赤。居中国凡三十年。归而刊行游记，为欧人知道东方情形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