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并未明确李书导与李毓镛的关系。找来这两份《文汇报》一看，《商务印书馆声明》开头就有一句：“李书导有时署名李毓镛，有时又叫李元龙……”李书导即李毓镛无疑。除汪文所举之外，声明还提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他们收到了人民法院的传票，李书导因为商务不出版他的那本植物学书稿，在法院起诉，但开庭那天，他自己没有出席。法院明白缘由后，打消了案件。
原来李毓镛还有这么一“怪”。这又让我联想起《申报》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的一则寻人启事，标题醒目，“李毓镛（次恺）侄览”，“汝现寓何处，希速告知”云云，落款王李叡聪。虽然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但似乎又是李毓镛的一“怪”。
李毓镛如此执着于一部书稿的出版，或许有为生存计之苦衷。胡山源说过，《跟原子打交道》出版，“所得稿费够他吃上许多时”。
当年《维他命》出版时，李毓镛曾送给研究医学史的朋友范行准，题云：“我在十年前曾想步行准兄的后尘，做一点学术的工作，但走了一程就走不下去了，眼看到行准兄为巫医一事就写了几十万字的魄力，不禁叹为人间的奇迹。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于李氏制稿实验工场。”“实验工场”为“制稿”而非他的生物研究，几多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