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来之轻易地友善和赞同，其缘由当然与游行者的实际用意有关，但也与另外一些为游行者所不在意的东西有关，而且两种相关程度是一样的。他们游行，并不是为了捍卫有关真理的某种理论，无论是融贯论、常识论，或是符合论。对于这些理论，他们中间可能存在着分歧；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理论。在此，对真理的任何特殊说明都无关紧要。游行无关乎知识论。或者好一点说，游行者的知识论承诺是如此初级，可在任一现成的、只要不否定“真实”陈述之可能性的理论中得以表达。游行者只是想从他们的政治领袖口中听到真话；只是想从报纸上看到真实的报道；只是不想再被欺骗。
同样，布拉格的这些居民们的游行，并不是为了捍卫功利主义的平等，抑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差异原则，抑或任何以应得、功绩或资格为本位的哲学理论。他们也不是被一些有关正义的溯源性历史景观所推动，比如说胡斯派（Hussite）的宗教激进主义。毫无疑问，如有必要，他们会为一些不同的分配计划而争论；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会吁求不同的赏罚原则；他们会对历史和文化作出不同的解释。然而，他们将“正义”铭写在标牌上，其用意却极为简单：结束任意的逮捕，执行平等、公正的法律，废除政党精英的优惠和特权——普通的、平常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