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及其考史著作，对“二十四史”的考订和评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他们作为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成果比西方的历史考证学派早出70—90年，从学术史来看这一历史地位也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当“二十四史”这一皇皇巨制呈现在学者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惊叹之余，也会产生一种缺憾。这是因为“二十四史”虽然都是纪传体史书，但其中兼具纪、表、志、传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只有纪、志、传，有的则只有纪、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后史表、志的立目往往异于前史，或前史有而后史无，或后史有而前史无。这两种情况都有碍于“二十四史”所记史事的贯通，尤其有碍于对历代典制的贯通。南朝史家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二十四史”留给后人的这个“缺憾”，证明江淹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为“二十四史”补作所缺表、志，就成了清代以来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工作。清人补作热忱之高，撰述成果之丰，实在是空前的，其影响所及直至近代。20世纪30年代，“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汇集清人及近人之补作，兼及对表、志校正、考订之作，凡二百四十余种（旧刊本约一百八十种，稿本约六十种），编为《二十五史补编》，于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因意在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故称“补编”。全书大致按补作、校正、考订之史编次：《史记》部分八种，《汉书》部分二十八种，《后汉书》部分二十七种，《三国志》部分二十种，《晋书》部分四十五种，《宋书》部分九种，《南齐书》部分四种，《梁书》部分三种，《隋书》部分三种，《魏书》部分十二种，《北齐书》部分三种，《周书》部分三种，《隋书》部分七种，《南、北史》部分七种，两《唐书》部分十四种，两《五代史》部分十六种，《宋史》部分七种，《辽史》部分九种，《金史》部分六种，元史部分五种，宋、辽、金、元四史部分三种，《明史》部分六种。不论是补作、校正、考订，都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撰述，如孙星衍撰《史记天官书补目》、梁玉绳撰《汉书古今人表考》、钱文子撰《补汉兵志》、钱大昭撰《后汉书补表》、章宗源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汪士铎撰《南北史补志》、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缪荃孙撰《辽艺文志》、钱大昕撰《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吴廷燮撰《明督抚年表》、万斯同撰《历代史表》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顾颉刚先生为本书写了序，他在序文结尾处特别强调了“二十五史”与《补编》对于撰写新的中国通史的重要。他写道：“我们倘有志于是，必将对于“二十五史”与此《补编》思所以尽量使用之术，且汰之存之，使无一字之虚滥，而于向日被屏于历史范围以外之材料及地下新发得之材料则以新方法比次之，新眼光判断之，俾与旧有史书之汰存者融而为一。分途并进，锲而不舍，数十年后必可为中国史学放一异彩，通史之出现乃有期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补编》之价值的评价。他还提出，这样的工作不当以“二十五史”为限，认为《清史稿》中的《艺文》《邦交》《食货》等志，“在在皆可补订”。又说：“以今日去清之近，直接史料保存之多，采铜于山，固不容异世之学者强而任之耳。”这些话，都反映出了他的面向未来之史学的卓识。顾颉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他是一位同“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以及关于《清史稿》的补订的设想有密切关系的史学大师，值得史学界永远纪念。近闻史学界同人有裒辑《续二十五史补编》的筹划，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希望这个设想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