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典”称于时者，首推东晋干宝撰的《晋纪》,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书”。此外，还有刘宋时何法盛所撰《晋中兴书》。与南朝齐隐士、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内容较为详备。上述诸史都有可取之处，尤以臧修两晋史最负时望。故修史诸公以臧撰《晋书》为主，参酌渚家，兼采“旧说”。所谓“旧说”,即指笔记小说之类的稗官野史。正史如能审慎地酌用适量野史，可使史文生动。然而，《晋书》甚至连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渊明撰的《搜神后记》等志怪传闻也予以入传，不免贻笑于人。由于《晋书》史料丰富，撰家众多，进展较快，仅历时两年多就成书了，计有帝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
唐太宗曾给《晋书》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写了史论，所以旧本题为御撰。又因房玄龄是监修官，亦题房玄龄撰。书成，唐太宗诏藏皇家图书馆。他虽然也给史官分别予以赏赐与加封，然而不见他下诏褒美。可见，与五朝史相较，他并不推重。主要原因是《晋书》成书仓促，非属良史。时议此书作者“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唐太宗虽然喜好文字典丽，然而更注重“直书其事”。“不求笃实”当非太宗所望。太宗于《修晋书诏》中建议： “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启示取材应多从实录，少采“异闻”;然而修史诸公由于“多是文咏之士”,喜敷怪诞传奇色彩，自然亦与太宗夙愿相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