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写作者，十之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
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作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作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交响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荒诞不经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作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他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