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文成帝复兴佛法后，佛教势力发展很快，尤其是宣武帝元恪之后，由于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日渐加深，更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不少农民因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被迫投身佛门，削发为僧，以致出现了“民多绝户而为沙门”[8]的现象。导致了北方地区僧尼人数的急剧增加。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北方共有寺院6478所，僧尼77000余人；到宣武帝延昌年间，寺院已达13727所，北魏末，更是增加到寺院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短短五十多年中，寺院增加近4倍，僧尼增加25倍。正如史书所言：“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9]
这些投身佛门的破产农民，原本希望能从佛教中找到寄托。然而，他们虽然披上了僧衣，从宗教意义上讲，已由世俗之人变成了方外之人，但受剥削压迫的地位却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从受世俗封建主的奴役变成受僧侣地主的奴役罢了。被驱役于田间，终日耕作。幻想的破灭迫使他们走上以暴力求取自身解放的道路，弥勒净土信仰则成为他们发动起义的旗号和组织起义的工具，以弥勒降生鼓动起义。延昌四年（515年），冀州沙门法庆领导的大乘起义爆发。法庆自号“大乘”，以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一面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矛头直指佛教僧侣大地主；一面攻城略地，捣毁官府，镇压贪官污吏，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不到一月，队伍就发展到5万余人。弥勒净土经典中有一部《弥勒成佛伏魔经》，显然，大乘起义的口号出自于此，“新佛”就是指从兜率天宫下降的弥勒。正光五年（524年），汾州山胡又发动起义，穿白衣，持白伞白幡，假称帝号。崇尚白色，服白衣冠是弥勒信徒的标志，汾州山胡信奉佛教由来已久。可见，这些起义、暴动皆与弥勒信仰有关。这样，弥勒教派就逐渐成为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