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憋久了，需要得到释放，巩翔比平时更健谈。谈到《纪事》，他对这本书的史料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虽是野史，但多为亲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他正在写的关于中法战争期间法国间谍活动的论文，也参考了这本书。“当时法国派了不少间谍，”他说，“当局有所觉察，这都是事实。”
“那为什么不抓呀？”我说。
“不敢啊，”巩翔说，“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当官的最怕洋人。所以像孔怀仁这样的，明明知道他是间谍也不敢动他。”
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又回到了冯日升案。我说：“从现有的资料看，冯日升暗中与孔怀仁有来往，应该是有根据的，但仅凭这些，他的嫌疑能否坐实？此外，提供假情报又是怎么回事？这是他个人行为，还是有高人指点？”
“这个很难回答。”巩翔夹了一口菜放进口中，一边吃着一边说，“有些问题我也在研究。”他掏出一根烟，也递给我一根。我们点上烟后，他又继续说：“当时，法国急于想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可中方虽然做了让步，但始终不肯答应赔款，这让法国很着急，因此多方打探，想搞清中方底细。从孔怀仁提供的情报看，给法方一种错觉，那就是中方的底牌不是不同意赔款，而是赔款数额过高。似乎只要把数额适当降低，就会达到目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弗朗索瓦抱怨莱昂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