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并非梁山泊，就那么方圆八百余里的一块地盘，完全可以你写你的，他写他的，是一个各不相干，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其实倒是写作人的一条基本守则。但此等好汉，只许他好，容不得别人好，别人一好，他就受不了。总是要跳将出来，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练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别人的闲事。他们甚至不敌王伦，至少这个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胁前，也还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师，自我加冕，自夸不朽，自吹传世的。
王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要是细细考究起来，不完全是《水浒传》里描写的那样一个人。
宋人蔡絛在他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卷一）里，提到了他。“当宝元、康定（1038～1041）之时……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转战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这和《宋史》（卷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1121）“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学家手里，这时间差便不存在了。于是，在蔡絛眼里“转战千余里”的王伦，就成了施耐庵、罗贯中笔下的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