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变通”和“适时”的历史见识。他不赞成前人所谓“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的旧说,称颂子产“观时之宜,设救之术,外抗大国,内安疲甿”的政绩,认为把孔子批评“乱制”看作是他反对“法度”本身不过是一种“臆说”[91]。杜佑再次批评“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的陈词滥调,而肯定“秦始皇荡平九国,宇内一家……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的历史贡献。[92]他的这种“观时之宜”、“便俗适时”的思想,在《通典》中有多处反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93];“弊而思变”[94];“随时拯弊,因物利用”[95]。这些,都表明了杜佑历史进化思想中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实践要求,这跟《通典》的“将施有政”的主旨是完全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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