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属二流作家的事实，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
倘非王安石作了暗示，就是他安插在御史台的那几个狗腿子，承其意志，视其脸色，拍其马屁，大打出手，于是，深文周纳，捕风扑影，苏轼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的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擒贼先擒王嘛！王安石会“嘿嘿”一笑的。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为史家肯定，虽然，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为后来的离经叛道者，视作精神指南。但是，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
到了南宋，就出现一篇丑化他的平话《拗相公》，存于《京本通俗小说》，后被冯梦龙收进《警世通言》。出于政敌反宣传的精彩段子，自是不可全信。但是，读他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文革”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令人不齿。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老被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州去筑醉翁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