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作家的重写中，他们感情上未尝不倾向于孔子，对其颇具同情之心，用悲凉的笔墨渲染、烘托出孔子奔走列国凄凄惶惶的一生；在作家的理智层面，他们却无不认为孔子之道根本行不通，他的行为无异于对着风车宣战的堂吉诃德。否定孔子之“道”，肯定孔子之“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重写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将孔子人格与孔子之道区别开来的倾向，是民国时期理解孔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念。这种“二分法”成为理解孔子的主流方法。
易白沙是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重新评价孔子的代表人物。他的《孔子平议》用一个“平”字，既突出了客观评价孔子的“公平”态度，也显现出“平视”孔子的新的眼光。在这篇开风气之先的文章中，易白沙就明确地将真正的孔子和被利用的傀儡区别开来，他在文章结尾十分痛惜地写道：“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同样的，李大钊也清楚地表明新文化反对的是偶像的权威，而非孔子本身：“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新文化运动具有反传统的色彩，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打倒”的是“孔家店”，而不是孔子本人。在新文化人眼中，后人拿孔子做了傀儡、偶像，利用了孔子，真正为害的是利用他的人，而不是孔子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