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我数了一下，您在《糖史》里，只整理出来的初唐时中印交通年表就用了十页书。
季：学术就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株连枝蔓，愈精愈深，愈深愈多。
梁：我又想起一个插曲。您一直研究印度，但直到解放后才有机会去那里考察。您在书中很怀念建国初那次印度、缅甸之行。说大家相处甚洽，有的团员还在此行结为情侣，回国后结婚成家，是谁啊？
季：你可能听说过，一位女歌唱家周晓燕。男的姓袁，后来是上海电影局局长。是我清华同学，比我大两届，想起了，他叫袁俊。那次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文化代表团，规模很大，周总理亲自抓，郑振铎任团长，出行6周时间。出国前我们准备了很详细的资料。
梁：我想起，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好像是一个有关古籍整理的座谈会，那时我还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会上谈到善本利用，任继愈先生说规定很严，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才有资格借阅。您带的研究生写论文要用善本，没资格借阅，您就带着他到老北图。您去把书借出来，让他看、抄，您就陪坐在一旁等。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