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利用这次报告的机会评估目前的历史形势有什么样的地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在这种理论“研究院”发挥作用时，我们每个人都相继想到致力于题为“形势分析”的危险工作。大家记住了那些似乎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头等重要性的事件，大家因此对它们作了分析，并且从这些分析出发，大家设法确定关于当代世界及其未来的尽可能充分的描述。
然而，这个艰苦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尽可能好地理解“现实”，而且是为了限定我们借以打算引导复杂而动荡并构成为上述形势的力量游戏的活动。理论分析曾总是与实践方案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力求客观地、毫无偏见地认识事物，这不是为了满足起批判作用的理智的愉快，而是为了正确无误地提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有什么合适的做法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意味着：在我们的范围内，我们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在争取解放时受剥削和异化的人们呢？此时此刻，凭借哪种干预，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