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说，尽管在现代生活的状况下，人们的存在主义困境与以前相比有着显著不同，但陈旧的假定（这些陈旧的假定包括：只有在错误的选择中才能体现出自由意志；没有受到限制的自由就接近于肆无忌惮，并且可能成为善的敌人）仍然统治着哲学家的思想，指导着立法者的实践。正是由于这种对现代伦理学思想及其所推荐的实践行为的默认的、实际上是毫无例外的假定，所以当个体是自由（在现代条件下，他们只能是自由的）的时候，才需要避免个体利用自由去做错事。这是不足为奇的。当对“社会的运行”负责的那些人“从上面”观察时，那些“公众福利”、个人自由的守护者一定会为这些观察者担心。这种观察从一开始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观察的结果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并且一直是不稳定性的来源——实际上，如果要保证秩序和安全的话，混乱的因素必须被阻止。哲学家和统治者的观点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见解”（view from the top）——这种观点是那些面临着通过立法确定秩序、阻止混乱任务的人的见解。这种观点认为，为了确保自由的个人做正确之事，不得不实行一些类型的强制措施。他们倔强的、潜在的、可恶的冲动需要通过控制得到阻止——或者从内部，或者从外部；或者由行为者自身，通过训练他们“更好的判断力”，在理性能力的帮助下压制他们的本能——或者使行为者受到经过理性设计的外部强制，这种强制将要保证“做错了会劳而无获”，因此大多数的个体在大部分的时间被阻止做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