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〇四），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一八〇五—一八〇八）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显得强烈而纯洁，这种印象即便和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〇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〇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〇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仍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菲岱里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于兰将军，他是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扎在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能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决不能彻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