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女作家，她内心的情感与小说中的黛珈一样复杂。作为爱国作家，她极为迫切地想要“到前方去”，但是因为孩子的降生和生活的琐碎繁杂而变得不坚定。“勃在牵引着我走向那条光明的路，而孩子拖着我留在黑暗的僻巷里。工作、孩子、孩子、工作，直到现在还不能自决。”“最难割断的是‘母子之情’，最难解决的是家庭的‘生活问题’。”再加上当时战争爆发，作为有为的爱国青年女作家，家里的老人却“胆小多虑，没有一点儿主意”。在两难的境地中，“正因为母子之情难以割舍，生活问题无法解决，虽然我的期待随时都有实现的机会，而我却永远也不敢向那机会握手”。这也是无数知识女性的写照。她们希望得到与男人一样的地位，拥有自由的灵魂，像黛珈一样，做一个“女性的懿范”[2]，可以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这并不容易。当烦琐细碎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孩子的照料问题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女性又变得犹豫起来，在家庭和事业间难以抉择，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道德观念又使得家庭生活的担子也大多压在她们身上，由此引发的就是她们难以在事业上有更多更长远的进步。所以女性要想真正取得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魏思佳在《暗夜里的抗争——论白朗的小说创作（1931—1945）》中写道：“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不仅要忍受传统和自然的挤压，还要承担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因此白朗绝不会让她笔下的女性走这两条路。”[3]《四年间》中运用了大量对比手法来证明婚姻对女性自由和自我能动性的束缚：在婚前，黛珈的身体状况是“拥有健美的体格”，但是婚后“黛珈的身体一天天地孱弱下去，精神也一天天萎靡下去，笑容很少在她的脸上出现”。当生下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母爱的光辉使黛珈忘却了之前的不快，陷入未来对女儿的培育的憧憬之中；但是当女儿由于寒症身体开始变得衰弱时，黛珈又陷入对女儿身体的担心和对出去工作的期待的矛盾之中。女儿夭折之后，黛珈又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名自由的女性，却被“官僚式的校长和蝴蝶般的同事”弄得灰心失望。第二、第三个孩子接连早夭，黛珈的精力已经被牵扯殆尽，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