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女作家,她内心的情感与小说中的黛珈一样复杂。作为爱国作家,她极为迫切地想要“到前方去”,但是因为孩子的降生和生活的琐碎繁杂而变得不坚定。“勃在牵引着我走向那条光明的路,而孩子拖着我留在黑暗的僻巷里。工作、孩子、孩子、工作,直到现在还不能自决。”“最难割断的是‘母子之情’,最难解决的是家庭的‘生活问题’。”再加上当时战争爆发,作为有为的爱国青年女作家,家里的老人却“胆小多虑,没有一点儿主意”。在两难的境地中,“正因为母子之情难以割舍,生活问题无法解决,虽然我的期待随时都有实现的机会,而我却永远也不敢向那机会握手”。这也是无数知识女性的写照。她们希望得到与男人一样的地位,拥有自由的灵魂,像黛珈一样,做一个“女性的懿范”[2],可以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这并不容易。当烦琐细碎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孩子的照料问题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女性又变得犹豫起来,在家庭和事业间难以抉择,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道德观念又使得家庭生活的担子也大多压在她们身上,由此引发的就是她们难以在事业上有更多更长远的进步。所以女性要想真正取得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魏思佳在《暗夜里的抗争——论白朗的小说创作(1931—1945)》中写道:“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不仅要忍受传统和自然的挤压,还要承担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因此白朗绝不会让她笔下的女性走这两条路。”[3]《四年间》中运用了大量对比手法来证明婚姻对女性自由和自我能动性的束缚:在婚前,黛珈的身体状况是“拥有健美的体格”,但是婚后“黛珈的身体一天天地孱弱下去,精神也一天天萎靡下去,笑容很少在她的脸上出现”。当生下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母爱的光辉使黛珈忘却了之前的不快,陷入未来对女儿的培育的憧憬之中;但是当女儿由于寒症身体开始变得衰弱时,黛珈又陷入对女儿身体的担心和对出去工作的期待的矛盾之中。女儿夭折之后,黛珈又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名自由的女性,却被“官僚式的校长和蝴蝶般的同事”弄得灰心失望。第二、第三个孩子接连早夭,黛珈的精力已经被牵扯殆尽,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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