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房立中所实施的这一套“四面吴歌、八方伏击”的战略战术，在这场以法律为武器，以事实为准绳的诉讼大战中，其战斗过程以及最终的命运如何，曾作为被告而长期参战的军科院孙子研究专家黄朴民，曾作了如下精采的自述：
1997年3月的一天，北京海淀法院突然打来电话，通知我所在的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姚有志副部长、于汝波主任连同我三人马上到法院领取传票，说是国防大学病退讲师房立中把我们一并给告了，原因是我们在《北京青年周刊》、《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辨伪文章，“侵犯”了房立中的“名誉权”，他要通过法律，向我们讨还“公道”。
法院既然来了通知，就说明它已经受理了这桩案子，我们不接状子是不成的，作为奉公守法的军队研究干部，我们可不想犯“藐视法庭”的错误。于是，三人一齐驱车赶往法庭，签名画押，取回房先生诉状的副本。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向上级组织汇报，向法律人士咨询，礼聘律师，起草诉讼答辩状初稿，凡是打官司该做的准备都一件不落地去做。三人当中，姚副部长居中调度，保障车辆，聘请军委办公厅和我院法律，顾问处晌律师，并负责与领导机关的沟通。于主任主持整个“战役”行动，具体制定“作战”方案，设计“应敌”之策。笔者年纪最轻所以外联工作等杂务就由敝人具体负责。想不到，一场官司让我们上下级之间有了一回难得的配合，尽管它本出于无奈，滋味也多苦涩，我们三人恐怕谁也没有如此期待过。“既来之，则安之”，事到如今，也顾不了太多，当回被告，开开眼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