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有一女儿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丧母，长孙皇后以亲母相待，“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她对亲生儿子，不加溺爱，经常教育，训以“谦俭”之道，嫡长子李承乾贵为太子，常感“器用”不足，通过乳母请求增加，她不允所请，认为“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再如长孙皇后对患病的妃嫔极为温存、体贴，也被宫中传为美谈。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从而改变了武德年间宫廷混乱、妃嫔倾轧的靡烂之风，这也体现了她的政治才干。
在宗教观方面，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样是个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贞观八年，皇后随唐太宗闲住九成宫时身患重病，御医遍诊，药物治尽，病体不见好转。太子承乾入侍母后，建议祈求佛祐“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皇后耐心解释： “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点出了修行佛事并无灵验的教训，说明她没有沾染上当时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报应的陋习，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承乾建议“奏赦囚待”,是因人为法的破坏法制的行为，长孙皇后反对废弃的法律进行修善，指出“赦者国之大事，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尽管大臣一再请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请，但她坚持不弃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