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有一女儿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丧母,长孙皇后以亲母相待,“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她对亲生儿子,不加溺爱,经常教育,训以“谦俭”之道,嫡长子李承乾贵为太子,常感“器用”不足,通过乳母请求增加,她不允所请,认为“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再如长孙皇后对患病的妃嫔极为温存、体贴,也被宫中传为美谈。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从而改变了武德年间宫廷混乱、妃嫔倾轧的靡烂之风,这也体现了她的政治才干。
在宗教观方面,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样是个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贞观八年,皇后随唐太宗闲住九成宫时身患重病,御医遍诊,药物治尽,病体不见好转。太子承乾入侍母后,建议祈求佛祐“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皇后耐心解释: “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点出了修行佛事并无灵验的教训,说明她没有沾染上当时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报应的陋习,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承乾建议“奏赦囚待”,是因人为法的破坏法制的行为,长孙皇后反对废弃的法律进行修善,指出“赦者国之大事,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尽管大臣一再请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请,但她坚持不弃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