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那里，将生与死都归于“适”，并非仅仅表现为理论上的粗疏，它有自身的另一特定寓意，后者具体表现为等观生死或齐生死：作为同属适然（偶然）的现象，生与死之间似乎并没有实质的区分。事实上，对生与死的如上理解，构成了庄子关于生死问题一以贯之的论旨，并展开于不同的方面；从庄子与惠施相关的讨论中，可以具体地看到这一点。庄子在其妻死后，曾“箕踞鼓盆而歌”。惠施见此状而表示不满与不解，并提出了如下责难：“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对惠施的如上指责，庄子做了以下回应：“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19]此处依然运用了寓言的叙事方式，而其重要之点则在于对生命及死亡现象的理解：从生命存在向前追溯，便可臻于无生命的形态；从无生命的形态，又可以进一步向无形、无气的形态上溯。由无气、无形、无生到获得生命，又由生到死，这如同四季的交替，完全表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换言之，生与死不过是天地演化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相关环节；作为宇宙循环中的现象，死自然不必成为哀伤的对象。当然，肯定生与死的自然性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非礼义的行为方式（妻死鼓盆而歌）加以辩护，而且更在于对生与死界限的进一步消解：如前所述，在“适”然这一层面，“生”与“死”已无差别；同样，作为自然现象，二者也可以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