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　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和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政，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西方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