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 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和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政,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西方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