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品性，那么他或她的被期待功用就不会是被期待的道德功用。如果一个人受他或她所有品性的左右，把自己的功用最大化，他或她就不可能把被期待的道德功用最大化。因此，根据杰克逊的理论，他或她将受到指责。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的原因，如大脑受伤，不能选择道德行为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常识的道德倾向于宽谅此人，而杰克逊的理论（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却并不适用。人们并不绝对清楚为什么或是否应该如此。没有盗窃倾向却因脑疾免受社会制裁的盗贼绝不少于那些盗窃倾向可部分归因于父母基因遗传的盗贼。如果一个人因被催眠后受暗示而成了盗贼，倒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形，不过这儿的问题也许是被催眠者更容易比病人免除制裁。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不负有责任，或至少我们应试着减少他们的责任。例如，人们可能会认为，有盗窃癖的人、旷野恐惧症者和性癫狂者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或不能克制自己不去偷东西，或不能享受乡间散步，或不能避免骚扰女性。最初这种想法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非决定论的意志或灵魂存在受到了一个有缺陷的动物本性的阻挠，但最终（正如它可能是的）决定论者以自己的方式经过努力证实了律法和常识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异。决定论者认为，惩罚一个有盗窃癖的人没有任何实际功用，因为惩罚的威胁不能阻止这个盗窃狂停止盗窃行为，这个盗窃狂的例子也不能对其他盗窃狂有震慑作用。事实上，威胁或入情入理的议论对一个无能力的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本身就是应减少无能力的人所负责任的证据。然而，我不是想说，如此区分普通人或法律是完全合理的。对精神病患者的宽大处理是否产生了延缓减少此类行为的效果，这一点尚不十分明显：它依赖于神志正常的人是否能骗得精神病医师相信，他神志异常，因此应被宽大处理。而且，即使一个性癫狂者被仁慈对待，仍然有正当理由把他监禁起来，以防止他外出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