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别忘了，现实对成人自我的要求，远比较脆弱的儿童自我所遇到的轻微要求还要来得沉重许多。
当然不无可能的是，假使孩童必须与缺乏领悟力、有精神官能症特质或对自身有害的人做连结时，结果也许是我们无法完全清除孩子个人的精神官能症，或者该症状又被周遭的人再度唤起。但根据我的经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依然能有效地缓和症状，引导出更好的发展。更有甚者，这种故态复萌的精神官能症也较为轻微，未来较容易治愈。安娜·弗洛伊德认为接受过分析治疗的儿童若仍处于与分析对立的环境中，由于已与爱恋客体脱离，将会产生更大的阻抗力，因而更易遭受冲突之苦。这样的担忧对我而言是种理论的想法，与真实经验不符。因为即使当我遇到这类的情况，我发现儿童会因分析治疗的鼓励而自我调适得更好，因此也更能承受不快的环境，受到的伤害也比未经分析前少得多。
我也不断地证实，当孩童的精神官能症状减轻后，他们比较不会对周遭其他精神官能症者或缺乏领悟力者感到厌烦，在此情形下，分析治疗只会对他们的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过去八年来，我分析过为数众多的儿童。就儿童分析而言，我的一些争议性的发现，也已不断地获得证实。简而言之，安娜·弗洛伊德所担忧的危险性，即分析儿童对父母的负面情感将会破坏他们之间关系的状况，始终都没有发生过，甚至正好完全相反。事实上，同样的状况亦发生在成人身上。针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的分析，不仅释放了孩童对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负面情感，而且也解除了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使正面的冲动更能大大地增强。正由于对此一最早时期的分析治疗，使得憎恶的倾向、衍生自早期口腔剥夺的罪疚感、如厕训练，以及与俄狄浦斯情境相关的剥夺等现象，显得更加明确，因而使孩童能从中获得大幅度的解脱。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孩童与身边人士的关系变得更深刻美好，而对于疏离感的摆脱更是不在话下。同样的方式亦可沿用至青春期，只不过此一特殊成长阶段所需的脱离能力（capacity for detachment）与移情乃由分析治疗强力强化。迄今为止，不管是治疗结束后或治疗期间，我都未曾接获来自家庭的抱怨，说孩童与旁人的关系变差了。当我们回忆起当初那些矛盾的关系时，眼前这些状况显然要好上许多。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接到关于孩童变得更加合群、更容易管教的肯定讯息。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是在改善彼此关系这个非常任务上，帮了父母及孩童一个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