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厄洛斯也当如此说。我们已追随柏拉图，把厄洛斯定义为一切文化创造性和一切神秘主义中的驱动力。厄洛斯本身具有一种神—人力量的伟大性。它参与着创造，参与着每件被造物的自然的善。但是它也参与着生命的歧义。爱的厄洛斯特性会被混同于力比多特性，而且会被拉进力比多的歧义之中。对此的证据有这么一个事实，即《新约》由于厄洛斯一词主要具有性方面的内涵而不可能再使用它。神秘主义者的厄洛斯也能在这样一些象征中表现自身，这些象征不仅来源于性生活，而且把对上帝的爱拉进了一种表面上是禁欲的而暗地里是性爱的层次。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厄洛斯特性时，所涉及的东西就更多了。能够把握住我们与文化的关联，并使厄洛斯具有歧义的，是一种审美的超然。从克尔凯郭尔那里，我们对此尤为了解。他所谓人的精神发展的审美阶段，并不是一个阶段，而是爱的一个普遍特性，这个特性是暴露在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那种种危险面前的。文化上的厄洛斯之歧义，是它与它表达的种种实在脱离的超然，随之则是生存参与和终极责任的消失。厄洛斯的翅膀，变成了逃避的翅膀。文化只被不负责任地享受。它没有得到它可以要求的正义。阿加佩切入了一种纯粹是审美的厄洛斯之超然的安稳状态。它并不否认对善、对真及其神圣源泉的渴望，但它防止了这种渴望变成一种不具备终极严肃性的审美的享乐。阿加佩使文化上的厄洛斯具有责任感，使神秘主义的厄洛斯具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