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必须要付出某些代价，这或许并不是最安全的。持续的谨慎教导我们，要降低我们的希望，限制我们的眼界。但是，如果我们假装因此并没否认任何人性，那我们是在欺骗自己。
这就是定论吗？必须要否定某些东西？难道我们必须在各种精神切片术和自我造成的伤口之间做出选择？或许是。当然，向我们保证我们将省略掉这些选择的某些观点，是建立在选择的盲目性基础上的。这或许是在这本书中详尽阐述的主要见解。
但是，我并不以这种悲观的精神同意这点。我在这里所从事的这种研究，可以说是解放的工作。激发这个工作的，而且我重新提起的，完全是对我们的文化中倾向于窒息的精神的直觉。我们抑制精神，部分是出于我刚才所运用的谨慎，尤其是在本世纪可怕的千年至福论的毁灭经验之后；部分是出于现代自然主义的癖好，自然主义是我们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信条；部分是出于周围的党派的狭隘性。我们从正式的叙述中辨识出如此之多的善，我们把它们的力量埋藏于很深的哲学原理的层面之下，因而它们处于窒息的危险之中。或者毋宁说，由于它们是我们的善，人类的善，我们就要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