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由于不能在文化中发现最终智慧而具有否定一切间接文化任务的倾向，漠视在历史中获得一种更加宽容的兄弟情谊的义务，因为这样的成就缺乏拯救，这些同样也是不能认可的。我们时代的文艺复兴精神已经粗略地把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当作文化和社会的蒙昧主义。人们几乎不了解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在策略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如果说其中一个是蒙昧主义，那是因为它不成熟地限制了对知识的追求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如果说另一个是蒙昧主义，那是因为它漠视一切人都必须考虑的思想和生活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中并不包含最终的拯救，或是因为它用一种包含在《圣经》中的新权威来制造生活的终极意义，以此替代所有次级意义领域，或者排斥建立这些次级领域的必要性。
任何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有效综合，也是恩典的两个层面的综合，一定不能从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人的处境中抽象出人的最终处境。没有一种社会或道德的义务会不要求我们一方面去实现更高的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去揭示历史中的善的有限性。没有一种生活的奥秘或偶然关系的复杂性对好奇的心灵不能产生要去理解它的吸引力，而要理解奥秘就要依靠精细的考察。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勤奋地追求近似正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就没有办法理解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不把最终的解决方案与一切近似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始终联系在一起，那么也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文艺复兴的视野比天主教的或宗教改革的视野更加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