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0] 虽然在康德那里，“道德地实践的”蕴含着政治、法律、宗教和狭义的道德方面的活动，但比较起来，康德论述得更多的是宗教和狭义的道德活动；而在马克思那里，“道德地实践的”则主要涉及与社会革命直接相关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实践活动，而对严格意义上的道德的、宗教的实践活动则论述较少。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革命获得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道德实践和宗教实践的问题仍然是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些问题的巨大的冲击力。
[21] 李泽厚先生在引证了恩格斯关于实践问题的上述看法后，这样写道：“现代工业和科学日益展示出社会实践的本性，通过用客观世界本身的力量对客观世界（如原子、中子）的主动的‘干扰’，来指引观察，不断深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而日益展示出‘物自体’变成‘为我之物’的这个认识论的真理。”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