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中国很早就建立图书编纂机构和出版管理制度，编纂了多部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巨帙大书。
自从有了图书出版活动，就必然相伴着对图书事业的建设和管理。商周时“学术在官”，图书的编辑使用集中在奴隶主贵族小范围之内，政府还设立了盟府、册府、府库、秘室等藏书机构，并设立书言记事掌管书籍的史官。秦穆公时大力倡导“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可是到了秦孝公时，商鞅就有“焚《诗》《书》，而明法令”。秦始皇时统一文字，下令焚书禁书，也是一种管理。汉高祖“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章芝立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并由萧何建天禄、石渠、麒麟三阁藏书。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广征天下遗书”。汉成帝命刘向校理藏书，编修国家书目。东汉延熹二年（159）设秘书监，专门“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核异同，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数百年间，大都设立秘书省、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等掌管国典。印刷术发明之初，并未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唐文宗下令禁止民间私刻日历。五代开始对印刷术加以利用，大规模刊刻儒家经典。宋代几乎每一个皇帝都颁布过关于出版管理的诏令。元代刻书要先送审，得到批准才能出版。明代对出版管理较为宽松，明太祖开国即废除了书籍税，只不过下令每家都要保存他本人编的《大诰》。清代大兴文字狱，同时又设馆监阁，集历代刻印技术之大成，出版了许多精美的巨著。在图书出版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