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不单是批判了庸俗的浪漫主义，而且也揭露了庸俗的资产阶级人物，如药剂师奥默。比起他来，夏尔的形象反而显得高大了。夏尔虽然平庸，但是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忠厚，从不口是心非，既不损人利己，也不嫁祸于人。奥默却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他吹嘘自己一知半解的科学知识，打击神甫，抬高自己；他吹嘘自己乐善好施，救济穷人，实际上却剥削药房的小伙计；他送消炎膏给乞丐，也是为了沽名钓誉，一旦膏药无效，有损他的名声，他就要置乞丐于死地；他劝跛脚的旅店伙计动手术，如果成功，他也可以沾光，结果失败，他就让医生一个人挨骂。这样一个小人，最后却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十字荣誉勋章，这真是对资产阶级的绝妙讽刺。
对于宗教，福楼拜也揭穿了教会的形式主义，这体现在布尼贤神甫身上。神甫的职责是了解教民的精神生活，拯救他们的灵魂；布尼贤却只会念经，背诵教义，不会联系实际。艾玛在婚外恋之前，精神万分痛苦，来找神甫忏悔。神甫既不了解她，也不会安慰她，反叫她去找医生。相形之下，不信教的艾玛却显得有一颗虔诚的心。这又是对教会的无言指责。无论是指责批评，还是揭露讽刺，福楼拜都不直接发表个人的主观意见，而只作客观的描述，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问题。因此，《包法利夫人》成了“客观性艺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