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
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
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一个必然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做出具体的回答。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这个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这就是我说的偶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50年代就变得沉寂了。60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沉寂下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第二，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第三，人们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正是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做出自己的说明。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