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达人”魏徵立马回答说，一个君主，哪怕再有才，也应当虚心听取属下的劝谏，这样“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治国大事才不会跑偏掉。魏徵接着说，但是，“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归根到底，隋炀帝因为太有才了，恃才傲物，听不进劝，自己做了桀纣都不知道呀。
李世民对这个答案很满意，跟着表态说：“前人的教训不远，我更应当引以为鉴。”
这个情景，爱读唐史的人，估计都不会陌生。李世民和魏徵，这对搭档被塑造为明君贤臣的典范，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次君臣的对话——内容大多是关于劝谏与纳谏——而实现的。
这次关于隋炀帝亡国的对话，实际上框定了后人对杨广的基本评价。
第二年，魏徵遵照李世民的指示，组织力量修《隋书》，定下的指导思想正是“以隋为鉴”。从隋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朝国君掌握存亡治乱的命运服务。基调已定，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就只能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历代官修史书的残酷就在这里，真实永远是第二位的，资治（服务政治）才是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