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21]
郭沫若在这些领域内的“涉猎”和“耕耘”，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中，尤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甲骨文字的研究同古代社会的研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他根据形制、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第四篇中所运用的殷墟卜辞和周代彝铭等资料，在30年代发展为一系列专门著作。从下面的著作年表，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两个领域的辛勤耕耘和取得的丰盛硕果：
《甲骨文字研究》 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