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巴赫金而言,他的“文化诗学”观的形成,又有其产生的现实语境和历史文化根源,与俄罗斯民族自身深厚的诗学传统紧密相关,在此不再展开。但是,需要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思想,不仅在时间上要早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学派,而且还对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建设(当然包括文化诗学的建构)形成重大影响,更被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所借鉴和吸收。对“新历史主义”而言,就单拿其“主帅”格林布拉特来说,他就撷取了巴赫金关于“独白话语”“对话语言学”及“群众欢会”(carnival)等思想,运用于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研究中。西方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倡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原因之一就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强调文本内部研究的反抗,而这一模式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俄国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中就已宣告完成。而对中国而言,巴赫金的影子更是处处可见。除了巴赫金关于“复调”“狂欢化”等理论的影响外,他所倡导的那种多元、对话、互动、整体的文化诗学观,对我国文化诗学话语的建构也形成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