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得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是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而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糨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