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史成风，撰著繁富
这一时期史学兴盛发展的最主要标志是：修史成风，撰著繁富，史作迭出，璀璨夺目。
魏晋以来，历朝政府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设著作郎、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隶属秘书省，专掌修撰国史。陈寿、孙盛、谢沈、徐广、王隐、沈约、魏收等史学名家都曾身居其职。著作郎之下又有校书郎、正字等员，专司史籍校雠；南朝齐、梁、陈还设有修史学士，由名位较高的人充任。史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利于史学的发展。除官修史书外，私家修史之风尤为盛行，时贵游子弟，除以琴棋书画自娱外，莫不以史学、文学相尚，留心著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蔚然成风，远非前代所能比。
修史之风既盛，各类史书随之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数量之多，卷帙之富，令人惊叹。《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书共分13类，存佚合计874部、16558卷；隋志著录时尚存817部、13264卷。这些书，除几十部是汉代以前和隋代的以外，其他都是该时期的作品，不论是种数或卷数，都占百分之八九十。至于梁代以前散佚，而未被隋志著录者，还有相当的数量。这从各史列传所记，注家征引，类书选摘，尚可考见而不见于隋志的数百种史书可证。如裴松之注《三国志》，仅三国一段所征引的魏晋人著作便达百余种，著录在隋志中已不到3／4，唐以后就十不存一了。可以想见，当时史书是如何的繁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