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三：顺治四年，天下初平，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奉召回到北京。他派人把老母从福建接到京城——洪被俘后降清，崇祯居然没有迁怒于洪的母亲，这是一桩很奇怪的事情。按明朝皇帝的作派，洪的所有家属原本只有死路一条。洪母到京后，一见洪承畴，就举起手中的拐杖往洪头上打去，一边打一边骂：你接我来，是为了让我给你当旗下老婢吗？我今天打死你为天下除害！面对愤怒的母亲，洪承畴唯有狼狈逃窜。
每个朝代覆亡之际，都少不了两种人：死节的忠臣和变节的叛臣。从几千年中国传统道德和政治伦理来讲，不消说，前者总是备受时人和后人的赞美，哪怕他们的死节乃是于事无补的枉死。而后者总是注定要受到无以计数的批评和斥骂，哪怕他们的变节最终有利于一个新朝代的开启。
这个事例说明，简单地用道德和伦理标准来衡量世人世事，既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也容易使人沦为简单空洞的道德家和伦理家。但世事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它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和标准。
其实，就在明朝刚刚覆亡、反清复明还是一种时尚的奢谈时，一位曾经热心于反清复明的大儒就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腐败的明朝是所谓的正统，而新兴的清朝是异族，那么生逢其间的士大夫，到底是顺应历史潮流成为异族的功臣，还是逆历史潮流成为正统的殉葬品？这个大儒力图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效力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