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史学批评的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滋生。如《左传》之评论《春秋》，是很有代表性的：“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1]孟子也有关于《春秋》的评论。[2]不过，这种意识还不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这是因为：第一，它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提出评论的，带有就事论事的性质；第二，这种意识所产生的评论，一般地说，还不具有调整史学发展的明确目的。
中国古代史学开始有自觉的史学批评，大致当从两汉说起。《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历史著作，但它们对史学批评也有相当广泛的涉及，而其所论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撰述思想相联系。《史记》评论《春秋》与先秦时人评论《春秋》显示出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