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篇论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他写道：“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4]他首先论述到的问题是“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这里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人们书写出来的历史，即历史撰述。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的历史撰述的性质，进而也指出了“新史学”的性质。作者由史学又讲到“历史真象”，认为：“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象矣。”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的运动。作者肯定历史是进化的，又认为其进化的轨迹“如一螺线”，这就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上来。作者论述历史撰述的范围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这里说的“历史”，仍当按历史撰述理解。作者认为：“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说明客观历史所包括的范围是极广阔的，那么何以历史撰述单止“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呢？他阐释说：“进化之义既定矣，虽然，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而通行历史[撰述][5]所纪述常限于人类者，则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类而已。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这是明确指出了人类进化在事物进化中是最复杂的。因此，他进而认为，历史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通常的历史撰述，“常限于人类者”，正着眼于狭义的历史。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作者的论述并未就此结束，他继续写道：“虽然，历史[撰述]之范围，可限于人类，而人类之事实，不能尽纳诸历史[撰述]。”在作者看来，并非人类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反映进化法则，“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具体说来，后人之所以能够胜过前人，都是“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通观梁启超所论，一是强调人类群体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二是这种作用在横向上表现为相较、相争、相荡、相维，在纵向上表现为相系、相传、相嬗等许多方面；概而言之，这种“进化之迹”，分别表现为智慧、才力、道德的进步。他的结论是：“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6]就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又是一大进步。但梁启超讲“人群进化之现象”，几乎没有触及“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这种“进化”的关系，这是他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