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这番话可以看出何休的三世说对公羊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历史思想上取得重要突破，具体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把作为《春秋》书法的异辞问题，发展为纯粹的历史思考，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并正式命名为“三世”，甚至用“衰乱”、“升平”、“大平”来概括三世治乱的特点。
第二，详细说明了“三世”在统一局面、文明程度、国家以及“天下”治理等方面的不同。例如，“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意思是说，衰乱世尚处在“内其国而外诸夏”阶段，未能达到统一局面；升平世推进到“内诸夏而外夷狄”阶段，中原地区得到统一；到太平世则达到空前的“天下”统一（即“王者无外”）的理想境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统一局面的推进，学者多从政治角度来谈，强调其所包含的“天下”统一于“天子”、种族关系平等和睦诸含义，其实它还有在“中国”文化、文明这种先进文化、文明方面达成统一的含义。公羊学划分“夷狄”与“诸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而不是种族或血缘关系亲疏，“外夷狄”是因为“夷狄”未能在礼乐文化与文明方面华夏化，“夷狄进至于爵”是因为“夷狄”已经在礼乐文化与文明方面华夏化，所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是因为随着时代进步、文明程度提高，在先进的礼乐文化文明方面不论“诸夏”还是“夷狄”都没有区别了，达成了统一。由于“夷狄”在先进的华夏礼乐文化文明方面得到提升而达到平等的程度，“夷狄”与“诸夏”的差别消除，自然不必再“外夷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