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这番话可以看出何休的三世说对公羊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历史思想上取得重要突破,具体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把作为《春秋》书法的异辞问题,发展为纯粹的历史思考,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并正式命名为“三世”,甚至用“衰乱”、“升平”、“大平”来概括三世治乱的特点。
第二,详细说明了“三世”在统一局面、文明程度、国家以及“天下”治理等方面的不同。例如,“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意思是说,衰乱世尚处在“内其国而外诸夏”阶段,未能达到统一局面;升平世推进到“内诸夏而外夷狄”阶段,中原地区得到统一;到太平世则达到空前的“天下”统一(即“王者无外”)的理想境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统一局面的推进,学者多从政治角度来谈,强调其所包含的“天下”统一于“天子”、种族关系平等和睦诸含义,其实它还有在“中国”文化、文明这种先进文化、文明方面达成统一的含义。公羊学划分“夷狄”与“诸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而不是种族或血缘关系亲疏,“外夷狄”是因为“夷狄”未能在礼乐文化与文明方面华夏化,“夷狄进至于爵”是因为“夷狄”已经在礼乐文化与文明方面华夏化,所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是因为随着时代进步、文明程度提高,在先进的礼乐文化文明方面不论“诸夏”还是“夷狄”都没有区别了,达成了统一。由于“夷狄”在先进的华夏礼乐文化文明方面得到提升而达到平等的程度,“夷狄”与“诸夏”的差别消除,自然不必再“外夷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