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无法观赏此地乡村的景致,整片土地埋在雪下……只能自娱自乐。近十四年,我目睹了文人职业所引起的不幸,幸好没沾染一丁点儿,嫉妒、阴谋欺诈的心理、江湖骗子的甜言蜜语从未侵入我的心灵。[107]
来武通前,卢梭对休谟已心存芥蒂,在武通的孤独里,阴谋图渐趋完整。他的推理方式不复杂,休谟是伏尔泰、达朗贝尔、沃波尔、特罗尚的朋友,这些人是卢梭的敌人,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英国文人并未构陷阴谋,那是卢梭因安全感缺失而出现的幻觉,而此时,想象中的敌人在现实里有了对应的角色。
卢梭不习惯英国气候,也不适应那里的舆论。自1730年起,英国现代意义的言论自由借助现代经济事业和科学成就生根发芽,“公共舆论在日常生活中有明确的地位”[108]。那是一个与王权和教权并立的话语体系,为资产者和下层民众所认可:
我们可以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任何想法,同国王大臣一道公开谴责每一项法案。无论什么,都不会像我们的极度自由更易使外国人惊异……这样的自由不是在其他国家都为人宽容,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无论是荷兰还是威尼斯,更不用说法国和西班牙。[109]
英国现代早期的公共舆论有缺陷。为满足公众的好奇,谋求更高的报刊发行量,公共视野任意侵入私人空间,个人名誉权不受保护,报刊的褒贬没有限度。英国人熟悉这样的风格,对于没有清晰的伦理和法律界限的言论,置之不理。卢梭受嘲讽时,一个英国人在《圣詹姆斯纪事报》发表公开信,劝他视而不见:“如果那些偏执的人在您身上发现了弱点,您会很不愉快,但英国人不会愚蠢到一件事印在报纸上就相信它是真的。”[110]1766年4月11日,该报主编又为卢梭出谋划策:“嘲笑在英国是被许可的骚扰人的唯一方式,不受约束。”[111]情势混乱,有人就此批评舆论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