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无法观赏此地乡村的景致，整片土地埋在雪下……只能自娱自乐。近十四年，我目睹了文人职业所引起的不幸，幸好没沾染一丁点儿，嫉妒、阴谋欺诈的心理、江湖骗子的甜言蜜语从未侵入我的心灵。[107]
来武通前，卢梭对休谟已心存芥蒂，在武通的孤独里，阴谋图渐趋完整。他的推理方式不复杂，休谟是伏尔泰、达朗贝尔、沃波尔、特罗尚的朋友，这些人是卢梭的敌人，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英国文人并未构陷阴谋，那是卢梭因安全感缺失而出现的幻觉，而此时，想象中的敌人在现实里有了对应的角色。
卢梭不习惯英国气候，也不适应那里的舆论。自1730年起，英国现代意义的言论自由借助现代经济事业和科学成就生根发芽，“公共舆论在日常生活中有明确的地位”[108]。那是一个与王权和教权并立的话语体系，为资产者和下层民众所认可：
我们可以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任何想法，同国王大臣一道公开谴责每一项法案。无论什么，都不会像我们的极度自由更易使外国人惊异……这样的自由不是在其他国家都为人宽容，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无论是荷兰还是威尼斯，更不用说法国和西班牙。[109]
英国现代早期的公共舆论有缺陷。为满足公众的好奇，谋求更高的报刊发行量，公共视野任意侵入私人空间，个人名誉权不受保护，报刊的褒贬没有限度。英国人熟悉这样的风格，对于没有清晰的伦理和法律界限的言论，置之不理。卢梭受嘲讽时，一个英国人在《圣詹姆斯纪事报》发表公开信，劝他视而不见：“如果那些偏执的人在您身上发现了弱点，您会很不愉快，但英国人不会愚蠢到一件事印在报纸上就相信它是真的。”[110]1766年4月11日，该报主编又为卢梭出谋划策：“嘲笑在英国是被许可的骚扰人的唯一方式，不受约束。”[111]情势混乱，有人就此批评舆论的缺陷：